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，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及其他信息均为化名，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。）
一、案情介绍
赵德山与妻子武某育有五名子女。次子赵建国于1995年与李秀芬再婚，婚后未生育子女。赵建国于2004年去世后，李秀芬继续与公公赵德山共同生活至2017年，期间照顾其起居。
一号房屋位于农村宅基地上，包括：
北房五间（其中四间建于1982年，系赵德山夫妇所建；东侧一间建于2002年，由赵建国与李秀芬所建）；
东房两间半（1987年赵德山夫妇所建）。
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赵建国名下。
2005年，赵德山立下代书遗嘱，表示将“自己居住的一间北房”及“东房中属于自己的份额”留给李秀芬。2016年又签署《遗赠扶养协议》，重申上述安排，并称“所有财产归李秀芬”。
但2017年8月，因李秀芬之子与赵家其他子女签订《赡养转移协议》，赵德山被接至女儿赵红家中照料直至去世。赵德山丧葬费用由另一子女承担。
赵德山去世后，李秀芬起诉要求按遗嘱和协议继承全部房屋。四名子女抗辩称：
遗嘱见证人已去世或签名不实；
李秀芬后期未尽养老送终义务；
房屋系父母与子女共建，有1992年《分家单》为证；
赵红对父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。
二、裁判结果
法院判决：
一号房屋（北房五间、东房两间半）由李秀芬继承；
李秀芬向赵红支付折价款20,617.8元；
李秀芬分别向赵明、赵强、赵芳各支付折价款13,867.8元。
关键结论：李秀芬作为丧偶儿媳，因长期共同生活并尽主要赡养义务，被认定为第一顺序继承人，且获50%最大份额。
三、法院说理
遗产范围以实际权属为准
1982年北房四间、1987年东房两间半：属赵德山与武某夫妻共同财产；
2002年北房东侧一间：属赵建国与李秀芬夫妻共同财产；
结合1992年《分家单》（法院采信），确认赵德山、武某、赵建国各自享有部分产权。
遗赠扶养协议因未完全履行而失效
虽有2016年协议，但2017年李秀芬同意将赡养责任转移给他人，未完成“生养死葬”义务，故不能按协议优先继承。
丧偶儿媳可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129条，李秀芬对赵德山尽了主要赡养义务，依法视为第一顺序继承人，有权参与分配。
多份遗嘱均无效
李秀芬提交的2005年代书遗嘱，因见证人无法核实、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（如武某去世时间错误），真实性存疑；
赵红提交的2017年打印遗嘱，仅末页签名，不符合《民法典》对打印遗嘱“每页签名”的强制要求，形式无效。
按法定继承+多分原则分配
武某、赵建国、赵德山三人遗产分别析出；
李秀芬因长期共同生活、照顾老人，对赵德山遗产获50%份额；
赵红因后期照料较多，获20%；其余三子女各10%。
房屋整体判归李秀芬更利于使用
考虑李秀芬丈夫赵建国生前未另批宅基地，且其长期居住于此，房屋由其继承、折价补偿他人最为合理。
四、律师提示
“丧偶儿媳能继承公婆房产”是有条件的
必须证明“尽了主要赡养义务”，如长期共同生活、承担医疗费、日常照料等。仅“住在一起”不够。
遗赠扶养协议必须“全程履行”
若中途放弃赡养或转交他人，即使签过协议，也可能丧失继承权。
打印遗嘱务必“每页签名+日期”
本案中子女提交的打印遗嘱因只签最后一页，直接被判无效——这是近年高频败诉原因！
分家单在农村继承中具有关键证据效力
只要内容清晰、有见证人、各方长期按约履行，法院通常予以采信，可推翻“全归一人”的遗嘱主张。
农村房屋继承≠宅基地继承
房屋可继承，但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单独继承。非本村集体成员继承房屋后，不得翻建、扩建，房屋倒塌后村集体可收回宅基地。
本文由北京遗产律师靳双权团队整理。旨在提醒大家：
农村房屋继承纠纷的核心，往往不在于遗嘱是否存在，而在于赡养事实是否成立、分家约定是否有效、产权来源是否清晰。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，更看重持续、稳定的照料行为与书面权属证据，而非单方意愿的简单表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