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，以上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及其他信息均为化名，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。）
案情介绍
陈志远与陈母李秀兰、姐姐陈静系一家人。2001年，陈志远与王丽（化名）结婚，婚后育有一子，三人户籍及实际居住地均在北京市大兴区某院落。
2011年，该院落因拆迁被分为两户：陈志远一家为甲户，其父母为乙户。
甲户由陈志远作为被拆迁人，签订协议后购买三套回迁房（一号、二号、三号房屋）；
乙户由其父陈建国（2020年去世）作为被拆迁人，购买两套回迁房（四号、五号房屋）。
同日，双方签署五份《房屋产权变更申请承诺书》：
陈志远、王丽同意将甲户三套房变更至母亲李秀兰名下；
陈建国、李秀兰同意将乙户中的四号房屋（即本案争议房）变更至陈志远名下，另一套归陈静。
王丽称：之所以同意将三套房转给婆婆，是因为对方承诺“四号房屋归你们夫妻”。此后，四号房屋一直未交付，也未办理产权登记。
2022年，陈志远起诉离婚。法院调解离婚，并明确约定：“四号房屋另行解决”。王丽为支付房屋折价款出售唯一住房，现无房可住。
2023年，王丽起诉要求分割四号房屋。庭审中，陈志远突然提交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（编号：A号），显示其与母亲、姐姐于2023年达成协议，将四号房屋作为父亲“遗产”全部由李秀兰继承。基于此，开发商与李秀兰重新签订购房合同，房屋信息变更为新地址、新面积。
王丽被迫撤诉后，立即提起本案诉讼，请求确认该人民调解协议无效，理由是：四号房屋实为夫妻共同财产，三被告恶意串通，意图剥夺其合法权益。
裁判结果
法院判决：确认A号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。
即：陈志远、李秀兰、陈静通过调解协议将四号房屋“作为遗产”全部归李秀兰的行为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。
法院说理
法院围绕调解协议是否侵害王丽合法权益展开分析：
1. 四号房屋非纯粹“父母遗产”
虽由陈建国签约购买，但拆迁时王丽、陈志远均为安置人口，户口在册且实际居住。根据拆迁政策，安置房分配与“院落分户”及“安置人口”相关，王丽对拆迁利益享有份额。
2. 产权变更承诺书具有对价性
王丽同意将三套房转给婆婆，是基于“四号房屋归己方”的整体安排。两组承诺书互为条件、整体协商，并非单方赠与。因此，四号房屋应视为对陈志远夫妻的补偿性分配。
3. 调解协议发生在离婚诉讼之后，明显恶意
法院在2022年离婚调解书中已明确“四号房屋另行解决”，意味着该房存在权属争议。陈志远却在2023年背着王丽，与家人以“继承”名义重新分配，实质是规避夫妻共同财产分割。
4. 即使视为遗产，陈志远放弃继承亦损害配偶利益
陈建国2020年去世，正值王丽与陈志远婚姻存续期间。若四号房屋属遗产，陈志远继承的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其单方放弃或转让，未经配偶同意，损害王丽合法权益。
5. 人民调解协议不得损害第三人利益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》，恶意串通、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调解协议无效。
综上，该调解协议表面合法，实为以继承之名行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之实，依法应认定无效。
律师提示
1. 回迁房权益不以登记为准：即使未办产权证，只要在婚姻存续期间因拆迁取得，且配偶为安置人口，即可能构成夫妻共同财产。
2. “另行解决”是重要法律信号：法院在离婚调解中保留某项财产处理，意味着该财产存在争议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分。
3. 家庭内部协议不能架空配偶权利：父母、兄弟姐妹间的调解、赠与、继承安排，若涉及婚内财产，必须尊重配偶的法定权益。
4. 承诺书、协议需看整体背景：法院会结合多份文件、交易背景判断真实意思，而非孤立看待某一份文书。
5. 及时维权是关键：发现对方私下处置争议房产，应立即起诉确认协议无效或申请财产保全。
北京房产律师建议：
拆迁安置房纠纷中，户口、居住、建房贡献、分户情况都是判断权益归属的关键。若您在婚姻期间参与拆迁安置，即使房屋登记在配偶或其父母名下，也未必丧失权利。
特别提醒：离婚时未处理的房产，切勿以为“以后再说”就高枕无忧——对方可能利用时间差通过调解、赠与、继承等方式转移资产。
一旦发现异常，立即收集拆迁协议、承诺书、户口本、居住证明等证据，在6个月内提起诉讼**，才能有效阻断恶意处分行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