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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情介绍
原告王秀莲与已故配偶王建国（1996 年去世）系夫妻，二人育有两子：长子王强、次子王勇（2022 年 6 月 29 日去世）。王勇与被告陈芳（王勇配偶）育有一女王萌（本案另一被告）。
王秀莲一家早年在北京市大兴区某村有两处宅院。1992 年 5 月 25 日，在中间人见证下，王建国夫妇主持分家，明确次子王勇分得该村 11 号院（含正房 5 间）。此后王勇与前妻离婚，2012 年与陈芳再婚，同年 7 月，经法律服务所调解，王秀莲、王勇及王勇前妻签订协议：11 号院北房东边两间由王秀莲居住，所有权归王勇。
2015 年 8 月，11 号院纳入拆迁范围，王秀莲与王勇共同与甲拆迁公司协商，约定 “合并选购安置房”—— 王秀莲将其名下的 101.43 平方米安置房指标全部转入王勇名下，拆迁补偿款亦统一由王勇领取。最终王勇以自己名义选购三套安置房：以下简称一号，二号，三号房屋。
2016 年，王秀莲因拆迁利益分割将王勇诉至法院，要求确认一号房屋归其所有。法院作出 A 号民事判决：因一号房屋尚未取得完全产权，仅确认 “王秀莲对一号房屋在具备入住条件后享有居住使用权”，同时判决王勇向王秀莲支付部分拆迁补偿款（本文中仅围绕房屋争议，补偿款部分不再赘述）。
2022 年王勇去世后，其生前留有遗嘱，载明 “名下三套安置房均归女儿王萌所有”。2023 年，王秀莲曾以法定继承纠纷起诉陈芳、王萌，后因遗嘱存在撤回起诉。2024 年，一号房屋具备产权登记条件，王秀莲再次起诉，核心诉求为：判令陈芳、王萌协助办理一号房屋产权登记手续，将房屋登记至自己名下。
陈芳、王萌辩称：1. 王秀莲仅对一号房屋享有居住权，无所有权，A 号判决已处理过房屋争议，本次起诉属 “一事不再理”；2. 一号房屋系王勇拆迁所得，王勇遗嘱明确房屋归王萌，王秀莲无权要求过户；3. 王秀莲在 2023 年继承诉讼中已认可一号房屋归王勇所有，现反悔无依据。
二、裁判结果
以王勇名义选购的一号房屋的房屋权利由原告王秀莲享有；在该房屋具备不动产权登记条件时，被告陈芳、王萌于 10 日内协助王秀莲办理产权登记手续，将房屋登记至王秀莲名下。
三、法院说理
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与权利延伸：居住权到所有权的合理性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（2022 年修正）》第九十三条规定，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，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。本案中，A 号判决已明确 “王秀莲对一号房屋享有权利”，仅因当时房屋未取得完全产权，才限定权利形式为 “居住使用”—— 该判决的核心是确认王秀莲对一号房屋的基础性权利，而非否定其未来取得所有权的可能。
现一号房屋已具备产权登记条件，物权登记障碍消除，王秀莲基于 A 号判决确认的基础权利，主张办理产权登记，本质是 “权利内容随物权条件成就而自然延伸”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一十三条 “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” 的原则，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。
“一事不再理” 的抗辩不成立：诉讼请求实质不同
依据民事诉讼 “一事不再理” 原则，需满足 “当事人相同、诉讼标的相同、诉讼请求相同” 三要件。A 号案件中，王秀莲的诉求是 “确认房屋所有权”，法院因产权条件未成就，仅支持 “居住使用权”；本案中，王秀莲的诉求是 “协助办理产权登记”，基于 “房屋已具备登记条件” 这一新事实，诉讼标的从 “物权确认请求权” 转变为 “物权登记协助请求权”，与前诉并非同一请求，故陈芳、王萌的 “一事不再理” 抗辩无依据。
遗嘱的效力边界：不能对抗在先生效判决确认的权利
王勇遗嘱中 “一号房屋归王萌所有” 的内容，仅对王勇享有的合法财产具有处分效力。但 A 号判决已确认王秀莲对一号房屋享有基础性权利，该权利早于王勇遗嘱形成，且经法院生效裁判固定 —— 王勇对一号房屋的处分权受限于 “不得损害王秀莲的在先权利”，故其遗嘱中涉及一号房屋的部分，不能对抗王秀莲基于生效判决主张的产权登记请求。
综上，王秀莲的诉讼请求符合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延伸逻辑，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，应予支持；陈芳、王萌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不予采纳。
（此案例发生地为北京，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，以上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及其他信息均为化名，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。）
